THESES ON THE SHORT STORY

By Ricardo Piglia

 

I

契诃夫在笔记中记录了以下轶事：「一个蒙特卡洛人去了赌场，赢了一百万，回到家后自杀了。」经典的短篇小说形式就浓缩在那个未来的、未完成的故事内核里。与可预测的传统故事（赌博—输钱—自杀）相反，短篇小说的神秘情节是以悖论的形式呈现的。这段轶事断开了赌博和自杀两个故事间的联系，正是这种断裂定义了双重特征的小说形式。短篇小说论纲第一条：一个短篇小说总是讲述两个故事。

II

经典的短篇小说作家——艾伦·坡，奥拉西奥·基罗加[1]——在表面上叙述第一个故事（赌博），却暗中构建第二个故事（自杀）。短篇小说的艺术就在于如何在第一个故事的夹缝中编码第二个故事。表面的故事里隐藏着一个用隐晦和零散的方式叙述的秘密。小说结尾，当秘密浮出水面时，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III

这两个故事是以不同的方式讲述的，它们意味着两套不同的因果系统。同样的事件同时进入两个对立的叙事逻辑中。小说的基本要素具有双重功能，在两个故事中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工作，而它们的交汇点正是小说的地基。

IV

在博尔赫斯《死亡与指南针》的开篇附近，一个店主决定出版一本书。这本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对秘密故事的框架不可或缺。如何安排，才能使「红」夏拉赫这样的黑帮分子对复杂的犹太教义了如指掌，并有能力为伦罗特布下神秘又哲学的陷阱？作者博尔赫斯为他弄到了这本书，让他能够自学。同时，他用表面的故事来掩盖这一功能：这本书似乎与雅莫林斯基的谋杀案有关，对应着一种反讽的因果关系。「有一个出版商发觉人们甘心于购买任何书籍，居然出版了《哈西定教派史》的简装本。」[2]表面上多余的东西在另一个故事里却很重要。店主的书是一个示例（正如《南方》中的《一千零一夜》，或者《刀疤》中的伤疤），正是这个含混的对象，使小说里的精密叙事机器运转起来。

V

短篇小说是包藏着秘密的故事。这与理解故事的隐藏含义无关：谜题无非是一个以神秘的方式讲述的故事。小说的叙述策略服务于秘密的编码。如何同时讲述两个故事？这个问题概括了短篇小说的技术性问题。短篇小说论纲第二条：秘密的故事是短篇小说形式的关键。

VI

从契诃夫、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舍伍德·安德森和写《都柏林人》的乔伊斯那里传承来的现代短篇小说，放弃了那使人惊奇的结尾和封闭式结构；它在两个故事之间制造张力，却从未解决它。秘密故事的讲述方式越来越难以捉摸。经典的短篇小说，如爱伦·坡，在讲述一个故事的同时，宣布还有另一个故事；而现代短篇小说讲述了两个故事，却仿佛只是一个故事。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是对这一转变过程的首次概括：最重要的东西从未被叙述过。秘密的故事是那些没有被叙述的东西，由暗示和影射所构成。

VII

《大双心河》是海明威的原型故事之一，它对秘密故事（战争对尼克·亚当斯的影响）进行了加密，以至于小说看起来只是对钓鱼旅行的琐碎描述。海明威把他所有的叙事技巧都倾注到秘密故事的密语叙述中。他巧妙地运用了省略的艺术，让我们注意到秘密故事的缺席。海明威会怎么处理契诃夫记录的轶事呢？用精确的细节叙述赌博的游戏过程和氛围，包括赌徒的下注技巧，以及他喝的是哪种酒。千万不要写这个人打算自杀，而是要把这个小说写成好像读者本就知道这一点。

VIII

卡夫卡把秘密故事讲得很清楚、很简单，却把可见的故事叙述得很隐蔽，甚至是神秘、黑暗。这种倒置是「卡夫卡式」（Kafkaesque）小说的基础。卡夫卡会把契诃夫轶事中的自杀故事放在前台，把它叙述得仿佛合乎常理。故事的可怕部分将围绕着赌博，以一种省略、恐怖的方式来叙述。

IX

对博尔赫斯来说，表面的故事是一种体裁，而秘密故事总是相同。为了削弱或掩盖秘密故事的单调性，博尔赫斯借助体裁为他提供的叙事变体。博尔赫斯用这套程序创作了他所有的短篇小说。对于契诃夫的轶事，博尔赫斯会按照（轻度模仿）传统或类型文学的模板方法讲述可见的故事。在恩特雷里奥斯的大草原上，几个逃亡中的高乔人在储藏室后面玩起了掷距骨游戏（Knucklebones），讲述者是一个在乌尔基萨手下服役的老骑兵，他是希拉里奥·阿斯卡苏比的朋友。[3]自杀的故事来自于叙事诡计，这个男人的生命将定格在某个决定了他命运的场景或行为里。

X

博尔赫斯在短篇小说史上引入的基本变式就是将秘密故事的构造本身作为故事的主题。博尔赫斯叙述了主角用可见故事的材料反常地构建一个秘密故事的手法。在《死亡与指南针》中，秘密故事是夏拉赫刻意构建的。《釜底游鱼》中的阿塞韦多·班德拉与《叛徒和英雄的主题》中的诺兰也是如此。博尔赫斯（像坡和卡夫卡一样）知道如何把叙述形式的问题转化为故事。

XI

创作短篇小说是为了人为地展示那些隐藏之物。它再现了人们对某种独特经验的生生不息的探索，这种经验使我们看到不透明的表面之下的秘密真相。兰波说：「瞬间的影像使我们发现：未知之物，不在那遥远的天涯海角，它就在我们的眼前。」这种亵渎性的启迪已经成为短篇小说的形式。

 

[1] Horacio Quiroga (1878-1937): Uruguayan short story writer, poet and playwright.
[2] ‘Death and the Compass’ (1942) opens with the murder of a Talmudic scholar, Marcelo Yarmolinsky, in a hotel room. An enigmatic note left at the crime scene prompts detective Erik Lönnrot to suspect a connection with Jewish mysticism. A second murder and a third take place, with similar notes left at the scene. Lönnrot deduces there will be a fourth – thus completing the four letters of the tetragrammaton, the name of Jehovah – and, connecting the previous crime scenes on a map, projects its location. But once there he discovers that he has been entrapped by the gangster Red Scharlach, who committed the murders and planted esoteric clues precisely to lure Lönnrot to his doom.
[3] Justo José de Urquiza (1801–70): Argentine soldier and politician, leading figure in the opposition to the caudillo Juan Manuel de Rosas during the long Argentine Civil War; president of the country from 1854–60. Hilario Ascasubi (1807–75): Argentine poet, early exponent of ‘gaucho literature’.